（一）政治对教育目的和若干教育内容的影响

　　政治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社会事实。任何社会成员或社会组织都以一定的方式与政治发生关系，教育也不例外。教育作为一项社会事业，深受政治的制约，任何社会的教育都体现着该社会的政治特征。教育作为一种政治的工具，在影响社会政治生活，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方面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是：一定社会的教育要反映一定社会政治的要求，又反过来为政治服务，这是一条客观规律。

　　教育的根本任务是为一定社会培养人，通过教育，培养具有怎样的政治方向、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人，这是由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所决定的。

　　教育的目的即是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什么样人的总要求，即培养人才所应达到的质量规格。一般说来古代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教育主要是培养少数统治者和为他们服务的知识分子，又因民族、文化传统、教育指导思想的差异而表现出具体的差别。

　　我国奴隶社会教育目的是“明人伦”和具有作战本领。所谓“明人伦”就是明贵贱，别尊卑，使受教育者能自觉维护宗法等级制。为了镇压及掠夺奴隶还需要能征善战。和这种教育目的相适应，奴隶主贵族子弟需要接受礼、乐、射、御、书、数等所谓六艺教育。

　　在古代希腊的奴隶社会中，斯巴达城邦国的统治者从以3万斯巴达人统治25万奴隶的国情出发，使教育完全服从于对奴隶的残酷武装镇压和对外战争的需要，教育目的是培养忠于统治阶级的勇悍军人。奴隶主子弟中的男童从7岁起就要离开家庭接受集体性军事体育训练。开始是编入团队过集体的军事生活。到了12岁，合格者转入少年队，施以更严酷的训练。18岁时，合格者参加士官团，接受正规的军事训练。满20岁，就结束教育阶段，成为一名军人。教育目的决定了斯巴达人单纯的军事教育内容，文化知识教育基本不予实施。

　　我国封建社会的教育目的是“学而优则仕”，就是为封建王朝培养忠顺的官吏和士君子。隋唐以后，施行科举取士制度，教育变为科举的附庸，被纳入培养官僚人才的轨道。由于统治者推崇儒教，强调“德治”。故着重以儒家思想作为主要教育内容，极力灌输君臣父子的“人伦之教”和“三纲五常”的封建秩序的恒常性思想，用以巩固封建统治。“四书五经”成为历代沿用的主要教材。

　　在欧洲封建社会中，掌握着国家政权的宗教阶层垄断了学校教育。他们设立教区学校、僧院学校、大寺院学校和教会大学。学校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对上帝虔诚、服从教权和政权、进行宗教活动的教士。他们以宣扬基督教教义的《圣经》作为主要教育内容。所设的三科（文法、修辞、辩证法）四学（算术、几何、天文、音乐）号称“自由七艺”，其中浸透了宗教精神，是为理解和信奉基督教教义服务的。世俗封建主的贵族子弟中的长子从7岁起就被送入高一级的封建领主官堡接受“近侍教育”和“侍从教育”，以培养对封建主忠诚、勇武善战、娴熟封建礼仪的骑士。教育的主要内容是骑士七技，即：骑马、游泳、投枪、击剑、打猎、下棋、吟诗。

　　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为了适应国家统治和新的生产力要求，资产阶级为学校教育制定了双重教育目的：一是培养国家事务管理人才和科技精英，二是培养适合于从事大机器生产的劳动者。统治者通过学校教育从政治上、思想上向受教育者施加资产阶级影响。为了保证教育内容能为教育目的服务，有些资本主义国家由中央政府主管部门直接掌握教科书的编审权。如日本就将审定教科书、指定各种义务教育学校使用的教科书发行人等列为文部省的职责。

　　只有到了社会主义社会，教育目的才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社会主义要求从政治、经济上彻底****剥削制度，实现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目的是培养德、智、体、美等方面都得到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社会主义教育目的和内容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反映。

　　（二）政治对教育机会和教育权利的影响

　　社会成员中哪些人能够享受学校教育，受什么程度的教育，受教育机会怎样分配，这是由一定社会的政治制度所直接决定的。

　　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在政治、经济上不平等，受教育的权利也不平等。在奴隶社会中，学校是专为奴隶主子弟设立的。古代印度曾在法律中明文规定：谁若让低贱的首陀罗种姓的人接受文化教育，立即处以死刑。我国鲜卑奴隶主贵族建立的北魏，在太武帝拓拔焘统治时期，曾下令禁止劳动人民入私学学习，私学教师违令者便要处死，设立私学的主人要满门抄斩。在封建社会中，即使在统治阶级内部，受教育的权利也有鲜明的等级性。如我国东汉的大学，只有从大将军到俸禄六百石以上的官家子弟才能入学。唐代由中央设立的学校有六学二馆。国子学限于文武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弟入学，太学限于文武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弟入学，四门学限于文武七品以上官员的子弟入学，律学、书学和算学限于八品以上官员子弟及通其一学的庶族地主子弟入学。弘文馆和崇文馆则只许皇亲国戚和宰相大臣的子弟入学。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出于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各资本主义国家从法律上废除了封建教育的等级性，宣扬教育平等。随着普及义务教育法令的颁布，学校教育得到了普及。但是，由于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之间仍然存在着政治、经济方面的不平等，也就造成了受教育权利的实质上的不平等。虽然表面上高等学校向所有适龄、适读的青年开放，但能进入什么样的学校以及能不能入学，不仅取决于学业成绩，还取决于是否缴纳得起高昂的学费。例如，据美国官方1976年提供的资料表明：平均年收入3000美元以上，3000～5999美元以下，9000～10499美元以下，13500～14999美元以下和18000美元以上的白人家庭子女在技术学校和各类高等学校注册的人数占收入段家庭子女总人数的百分比分别为24%、31%、43%、50%和65%。法国工人占总人口的49.8%，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只占大学生数的10.2%；上层阶级占总人口的4.5%，其子女上大学占大学生数的57%。上述情况的表明，不仅仅是由于家庭经济条件的制约，穷人家书籍报刊少，父母知识水平低，家庭人口通常较多，住房条件差，也会给学习带来种种困难。而上层阶级家庭的情况恰好与此相反。类似于美国、法国这样的教育机会不均等的现象在各资本主义国家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不仅在法律上规定了受教育权利平等，而且为实现这一目标创造了有利的社会条件。另外，社会主义社会往往自觉地采取种种措施来努力减少受教育机会不均等的社会现象。比如我国，一直采用减免学费和提供助学金的办法资助经济条件差的家庭子女接受各种程度的教育；努力提供大量资金发展老、少、边、穷地区教育事业；用降低高考录取分数线的方式增加教育落后地区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等等。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社会主义社会也还是存在一些受教育机会不均等现象。例如，我国在大搞阶级斗争的时期由于过分强调让劳动人民家庭子弟享有受教育的优先权而排斥了非劳动人民家庭子女应享有的受教育权利。这种做法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了极端。“文化大革命”中入大学的惟一标准就是家庭出身和政治关系，出现了社会不平等现象。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从而造成了各地区间的学生受教育条件的极大差别，使得经济落后地区的学生在竞争受高等教育机会方面明显地处于不利地位。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仍不能很快就彻底实现受教育机会均等的目标，但是社会主义正自觉地为实现这一目标创造各种社会条件，这是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体现。

　　（三）政治对教育制度的影响

　　教育制度是指一个社会赖以传授知识和文化遗产以及影响个人、社会活动和智力增长的那些正式机构或组织的总格局。一个国家的教育制度直接关系到教育目的能否顺利实现。各种教育制度的形成和变化都有其历史根源和时代背景，其中起重要作用的是政治、民族传统、宗教等因素。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对教育制度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表现政治制度制约教育制度

　　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的利益与要求总是集中地反映在政治制度中，然后通过政治制度对其他制度产生决定性的制约作用。纵观世界教育史，可以清楚地发现，有什么样政治制度的国家就必然具有与之相适应的各种教育制度。从当今世界各国的情况看，政治制度对教育的决定作用主要通过三种方式体现出来：一是通过强制性的法律手段。无论哪一个国家在推行义务教育时，都要伴随着强制性的法律条文。这些强制性的教育法令一般是以满足社会的基本需要为特征的。其特点是作用的时间较长，有的法令甚至整整作用于一个历史阶段。二是通过限制性的规定制约教育。各国在实行强制性教育手段的同时，加强对教育的督导作用，对教育的数量和质量给予限制性的规定，有的甚至有明确的指标系数；这些限制性规定常常伴随与教育相关的各种因素的变化、发展而不断修正和调节，以保证教育与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动态平衡。三是通过鼓励性政策发展教育。为了适应现代科技飞速发展的要求，各国都非常重视以政策鼓励人们发展教育、更新知识、更新观念。这些政策一般是对当前教育所能达到的规模和水平的发展和补充，能够表现出教育的某种发展趋向，含有更大的未来性意义。

　　政治制度的具体组织形式对教育制度的组织形式也产生着直接的制约作用。例如在政治上实行高度中央集权的法国，在教育上也是一套完整的中央集权制；在政治上实行地方分权的美国，在教育上各州、各校都有较大的自主权利。我国自秦汉以后，在政治制度上基本确立了权力高度集中的组织形式，在教育制度方面也就相应地形成了从属于封建大一统政治的垂直隶属型的教育组织系统，官学一直受到国家重视。只有在政府无暇顾及教育事业时，私学才能得到发展机会。我国改革开放以前政治组织形式中的许多弊端，如决策权高度集中、管理权限划分过死、民意表达机制不健全、基层单位缺乏活力等等，都明显地反映在教育制度的具体组织形式中。正如《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所指出的那样：“在教育事业管理权限的划分上，政府有关部门对学校主要是对高等学校统得过死，使学校缺乏应有的活力；而政府应该加以管理的事情，又没有很好的管理起来。”政治意识形态钳制教育思想

　　政治意识形态是指用来维护一定政治制度的一套比较完整而系统的思想信条。它是通过政治文化、政治价值、政治观点与政治信仰等形式表现出来的。政治意识形态是政治制度的灵魂与核心。同政治体制相比，它对教育的钳制作用更复杂、更深刻。教育领域的一切活动都是受到一定的教育思想的支配，政治意识形态对教育的控制就是通过对教育思想的钳制来实现的。政治意识形态对教育思想的钳制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总是通过确定教育宗旨，制定教育政策、颁布教育法令、确定教育内容、委派学校校长、订立校规校训等途径对教育思想（包括一所学校的办学思想）进行直接地钳制。在统治者看来，教育就是向年轻一代灌输某种意识形态的工具，目的在于使他们获得符合统治阶级利益要求的政治文化，形成与他们未来必须充当的社会角色相符的政治观念与政治行为习惯。例如，我国的封建教育不遗余力地向受教育者灌输封建****主义，守分安命思想，以及忠孝仁义等一套观念，目的就在于把受教育者培养成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卫道士。资本主义教育则拼命向学生灌输个人至上、金钱万能思想，以及资本主义制度永恒等观念，目的在于把年轻一代都培养成拥护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社会成员。另一种是间接的钳制方式，表现在统治阶级通过各种途径，使政治意识形态对教育者的哲学、宗教、伦理等思想观念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他们的教育思想。例如我国封建社会儒家的伦理思想、哲学思想都深受封建意识形态的影响，这是两千多年来儒家思想一直受到历朝统治者垂青，并在中国教育思想史上始终居于统治地位的重要原因。封建统治阶级借助儒家思想办教育，在传播封建政治意识，培养封建官僚，维护封建政治制度方面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同时，由于一切教育活动都是由教育者组织的，教育者的政治价值、政治观念与政治信仰对形成和改变学生的政治价值与政治观念更具有极其广泛、极其深刻的影响力。此外，政治意识形态对教育思想的深刻影响，还表现在某种政治意识形态一旦被人们接受，并转化为民族的政治心理与政治传统以后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如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建立了近半个世纪，而人们传统的封建政治意识仍然顽强地表现在某些方面。从对教育思想的影响看，如在办学指导思想上的片面性：重升学，轻就业，重普教，轻职教；在教育价值观念上的狭隘性：只看见教育的政治功能，看不见教育的经济功能；在教育对象观上的****性：强调共性，压抑个性等等，这些都与几千年形成的“为学”不离“从政”、“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明人伦”、“灭人欲”等封建意识有关。政治体制改革推动教育体制改革

　　政治的统帅与支配地位，一方面决定了政治制度对其他各种制度的制约作用，另一方面也决定了它的变革必然能带动与促进其他方面的变革，自然也包括教育体制的改革。从我国古代大大小小的教育体制改革来看，总是与政治改革的形势紧密相连的。汉武帝为了建立政治大一统的封建帝国，在教育上采取了兴太学、重选举与独尊儒术三大改革措施；隋末农民大起义，不仅打垮了魏晋以来的士族制度，也打垮了维护士族利益的“九品中正”选士制，从而为唐朝学校制度的完善与新考试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清朝末年，废科举、兴学校以及新学制的颁布也是戊戌新政推动的结果。近代世界史上的一些进步的政治革命与改革，如日本的明治维新、法国的大革命、苏联的十月革命、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与新中国的成立等等，无不直接地推动了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教育体制改革也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的背景下进行的。首先，政治体制改革对教育体制改革提出了新要求。党的十三大从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把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分为近期目标和长远目标两个阶段。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近期目标是长远目标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发展阶段。而要在政治生活中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不仅涉及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与专业化，还涉及到如何提高人民群众的知识素质、思想素质与民主参与的能力等问题，由此给教育目标的调整、内容的更新、方法的改革提出了许多值得探讨的新课题。其次，政治体制改革为教育体制改革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理论与经验。我国现行教育体制中所存在的问题与政治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具有很大的一致性。因此，在改革的目标、任务、指导思想、途径与方法上，有许多共同的地方，两方面改革的理论与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相互借鉴。再次，政治体制改革为教育体制改革打开了新局面。教育体制的改革不单是教育内部的改革，而是一个涉及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全方位的整体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单靠教育内部的力量是难以完成的，大量的教育改革实践告诉我们：教育改革所遇到的各种阻力，如片面追求升学率难于克服、职业技术教育难于发展、各类学校的专业布局难于统筹等，都在很大程度上与旧有的行政领导制度、干部选拔制度、招工用人制度等密切相关。要使教育改革成功，除了教育系统自身的努力外，还有赖于政治方面进行相应的配套的改革，扫清障碍，打开局面。

　　（四）政治对教育财政的影响

　　国家和统治阶级中个别人采用拨款、捐献或筹措教育经费等办法，有效地控制教育的领导权。中国宋代的书院，清代的私塾，其经费靠地主阶级拨给学田作为办学基金，或由他们出资兴办，让学校听命于他们。186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莫雷尔法”，规定联邦政府拨地辅助各州兴办农业和工艺学院，这种学院通称为赠地学院。

　　1872年，美国密西根州卡拉马祖市议会通过立法，用增收学校税的办法开办公立中学。从此美国各州竟相效尤，使公立中学取代了私立中学。由于美国采用联邦制政体，使得其公共教育经费的各具特色。各州的法律机构负有从本州可获得的资源为公共教育提供经费的职责。地方学区的教育税收是主要的经费，其余经费来自州及联邦政府，三者平均分别占50.1%、41.4%、8.5%。由于各州贫富悬殊，所规定的税率不同，使得税收额差别很大，导致州与州之间中小学每生人均教育经费差距悬殊。如1974~1975学年度，纽约州每生经费为2005美元，而密西西比州每生经费仅为834美元。这种拨款方式是由特殊的政治、经济制度决定的。资产阶级还通过增拨补助经费的方法实现其对学校教育的切实领导。如美国的国防部，内政部动用大量经费，推行他们的教育计划，一些垄断集团如石油、运输、合成、电子等大企业公司的基金组织也拨给学校大量的办学经费，直接插手学校教育，以取得决定重大教育问题的权力。

　　确定教育部门在政府财政预算中所占份额主要取决于政府领导人对教育重要程度的认识。比如，日本一直把教育看成是立国支柱，因此一直向教育部门投入大量资金。这一政策使得日本的教育发展迅速，成为日本经济飞速发展的重要基础。而我国，自1957年以后，由于受极“左”思想的影响，阶级斗争成为国家的工作重心，教育的作用长期为整个社会所忽视。受此影响，我国不少政府部门的领导在制订财政预算计划时常常是“一工交，二财贸，剩多剩少给文教”，结果教育经费在政府财政预算中所占份额甚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向发展经济。工作重心的转移，使得教育的作用日益重要起来。政府领导人认识到欲使经济腾飞，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这种工作重点与指导思想的转变使得国家拨给教育部门的经费份额不断增加。